「先識別後轉介」過時,研新模式應對精神海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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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先識別後轉介」過時,研新模式應對精神海嘯

「先識別後轉介」是沿用已久、向情緒受困的年輕人伸出援手的模式。但社會事件及世紀疫症引發的「精神健康海嘯」洶湧而來,舊有模式能否承接年輕人的需要?

鄧: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校長
鄭: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主席鄭寶君
張: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張家寶

 

「先識別後轉介」模式是否足以妥善回應這大時代的精神困擾?

鄧:我們一直假設社會相對平和,人際間信任度高,校長只要尋找資源作出配對就好。但顯而易見的是,香港今非昔比,學生對系統不信任,舊有的模式仍可行嗎?這是我所擔心的。 

張:即使以往,也有學生以「垂直、zic zac、圓圈」等填法來敷衍了事。識別工具有效與否,取決於填表人是否願意打開心窗,而若問卷要求留名,那麼學生還要知道自己將向誰坦白。有些學生甚至會在自己的問卷上故意填上其他同學的名字。我不否定識別工具的價值,但在缺乏信任基礎下,要怎樣用才有效呢?這是我們要深思的。學生會問,填識別問卷有什麼意義?高分代表我有問題嗎?如果我自覺沒問題,那為什麼要給你識別?

鄭:作為臨床心理學家,我一般會告訴年輕人,所謂識別工具,只是用來理解他多一點,分數並不代表什麼。我們怎可能用九條問題去量化一個人?舊有的「先識別後轉介」模式沒效了,正如我們都回不了一年前的社會。

 

年輕人都不信任大人了?

張:學校社工常被學生視為學校的「爪牙」。去年九月,同事在中學做簡單識別,請學生寫出心聲。有低年班同學叩問社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,覺得人生沒希望。也有同學直言死了更好。前線有前線的擔憂,沒出去的也有沒出去的煩惱。年輕人都變得很敏感,有時社工因為擔心他們,說一句不認同的話,他們就會退縮,不願再溝通。
有同事跑去支援參與罷課的學生,負責的主席同學直言:「這陣子大家都承受很大壓力,如有需要可找社工,但千萬別什麼都告訴他。」同事於是每天都經過那群學生的班房,每天都去打招呼,直至學生主動來叩門,接着連主席同學也來傾心事了。我們都得用幾倍的時間來建立信任。

鄭:除少部份私人執業外,香港大部份臨床心理學家都任職醫院或政府機構,同樣被視為建制中人。記得有「衝衝子」來見我,連在哪裏讀書都不肯說,全無信任可言。我告訴他,想講多少就多少,也得保障自己。我們之間有權力差異,必須讓年輕人明白自己的權益。我們見了四次,經歷漫長的過程,釋出很多的善意與尊重,他才願意提起在警民衝突現場的經歷。

鄧:香港年輕人受西方教育洗禮,民主自由早植根,大家回想人生首次一人一票選舉,很可能就是在學校發生。九七前或回歸初期,學校慢慢由填鴨教育,轉為多討論多合作模式,講求共同建構知識,不一定有標準答案。2000年教育改革,推動自由民主是目標之一,引入校本管理是分權的過程。我們鼓勵學生多角度思考,傳授西方普世價值,到他們踏足社會,卻是兩碼子的事,那你想學生怎樣?香港教育其實很成功。
事情發展至今,掌權者覺得是學生的德育及價值觀出了問題,自然想重新集權,課程愈管愈緊,中史得獨立成科,國民教育及基本法教育必須上馬。學校是公營系統的一部份,會被視為是執行政府指令的工具,學校和學生的張力會愈來愈大,這是學校的困局。

 

面對不被信任的僵局,怎樣的新模式才能應對精神海嘯?

鄭:業界不能再專注於個人的行為情緒困擾,應由全人角度出發提供支援。社會事件後,我每次接觸病人,內心都會帶着一個小小的提醒,每個香港人都經歷了瘋癲的一年,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傷害⋯⋯大家都成長了許多,特別是學生,遠比我們想象中厲害,大多帶着強烈的使命感,而他們確是未來社會的持份者,為自己的將來發聲,無可厚非,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處境和需要。如果我們還自恃「食鹽多過你食米」去說教,死得。我們需要合力建構一個集結資源的平台,引入青少年參與,一起討論資源運用,由他們決定怎樣幫自己。否則我們這群「老餅」只會留在雲上拼命做,完全無法着地。年輕人白辛苦,我們白忙。

張:有同事在學校很受歡迎,學生有事第一時間找他,原因是他曾經幫助被捕同學。也有同事因為在集會現場碰見學生,相對容易得到信任。至於中層人士,我只求自己別過早自我審查,未收到投訴前先別退縮,慶幸在這位置上,暫時還有一點自主度。

鄧:早前有位舊生回來探望,他正在劍橋大讀唸社會學博士,有番話讓我印象深刻,他說:「我今年27歲,都無法了解17、18歲的學生,我們之間有很大的距離。校長,像你這年紀的人,經歷過最美好的香港,人人講制度,法治清清楚楚,專業都緊守崗位。如今的年輕人開始懂得關心社會時,已是曾蔭權或梁振英時代,他們從未見過美好的香港。」這或許正是很多人投身社會運動的原因。
如果要重燃年輕人對社會的信心,先要讓他們知道,社會上仍有成年人願意和他們同行,聽他們說話,從他們的角度去想究竟有什麼可做,令香港變得更好。最簡單一句,我們不會放棄他們,亦期望他們別放棄我們。

 

(全文刊於2020年7月2日星島日報)